第一次争论（起因）：明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请厘正祀典疏》于朝廷，要求改祀北岳河北恒山于山西浑源。《典疏》曰：宋失河北，浑源一带为契丹占据，因此，宋祭恒山于曲阳是“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迁都北而真定府却在京师之南，犹祭北岳于曲阳方位与国都不符……”。礼部尚书倪岳针对马文升《请厘正祀典疏》的议论，上疏《议改北岳疏》予以反对：宋代祭祀在河北，不是不得以的权宜之策，而是“自古以来，祭祀恒山皆在曲阳，非自宋代始”。遂朝廷议定“仍祀曲阳，循依旧理”。

第二次争论（复议）：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于第一次交锋时隔九年后，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又上疏，请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州。《续文献通考》郊社考卷十记载：复议期间礼部尚书倪岳又一次引经据典：“曲阳庙祀已久，当仍旧。山在浑源者，修治其庙”。“历汉唐宋以至国朝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号称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大明集礼·礼制节文》载皇帝对礼部的复议批复：“诏从之”。礼官言：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于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

第三次争论（否决）：《曲阳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户科河南陈公上奏章请罢曲阳之祀，又被朝廷否决。

第四次争论（驳回）：《明史》：“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巡抚胡来贡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礼臣沈鲤上书《议改北岳疏》：汉唐宋北岳之祀皆在定州曲阳县，浑源之称北岳，只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大明集礼》也记载了当时礼官所言：“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只见于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也”。

第五次争论（改封不改祀）：同年（公元1586年）即第四次交锋后，《明史·礼志》记载：朝廷改封山西省浑源州玄岳山为北岳，称恒山。尽管当时明王朝改称山西浑源县玄岳（即浑源县境恒山东南之玄武峰）为北岳，并在天峰岭南新建北岳庙，但只是改封了北岳恒山的主峰，国家秩典祭祀仍确定在河北曲阳。曲阳北岳庙明代祭祀碑刻百余通，可证明代在河北曲阳北岳祭祀的无可争议的史实。由于明朝廷中对北岳位置的考虑和舆论的制造，明后期出现了“两个恒山”之说。此舆论在北岳庙的碑刻中也有反映，但只发现了一块。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6年），许赞在《曲阳县重修北岳庙碑文》中说：“恒岳肇名，浑州维始；奇踪显奕，曲阳继兴”。可见朝廷“主张仍祭于曲阳，但是可以修葺浑源北岳庙”。这种折中态度，是否有地方军事保护信仰的需求在里面呢？

第六次交锋（改祭）：清顺治十七年七月（公元1660年）刑科给事粘本盛拟《厘正恒山祭典疏》上奏朝廷，要求改祀，其观点与明代马文升一致，但这次顺治皇帝却御批“移祀北岳于浑源”。朝廷决定：根据礼臣的建议，改祭祀北岳恒山于山西浑源州，罢北岳曲阳之祀。此后，再不见反对此事的奏摺。

就这样，从明代开始的改祭争论一直延续到清初顺治年间，祭祀北岳的地点才由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封祀合一争论就此落幕。当笔者查找到《明史·地理》一、二卷时，就已看到两种不同的对恒山的解释：《明史·地理一》称：“唐县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明史·地理二》则称：“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了。同为明史的《地理卷》就有两种解释，足已佐证当时“两个恒山”的说法和北岳改祭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