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我2011年自晋南游归来，一直在思考此行的一些问题。
有关“早春三月晋南行”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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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晋南游归来，一直在思考此行的一些问题，也许自己的一些认识观点是错误的延续。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帝尧这些传说人物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帝尧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帝尧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相关遗址的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帝尧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回顾国内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没有以颅骨为依据来进行文化研究者，无论颅骨的数量多少，也无论头骨上是否存在毛发和皮肤，或头骨具有什么样的形态，都不足以成为研究社会文化的依据，更没有人按照颅骨的长短进行社会分类，但是，国内的考古学论著中至今常有论著将颅骨与语言---文化相结合，在贴有“XXX人种”标签的头骨上再贴上“XXX语”和“XXX文化”的标签。
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编的《科技考古》第二辑中《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居民体制特征的变化及相关问题》一文，就具有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文章认为，中国文明演进或社会进步与人群的体质特征有关系---尤其与颅骨的形状有关。
不能再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归属于一个民族，把考古学文化与特定人群联系起来是危险而又荒唐的。
在今天的考古及历史研究论著中，常见这类的表达方式：
先提出一个“XXX文化”的术语，认为“XXX文化就是XXX人祖先的文化”（概念扩大化），并认为“XXX文化对XXX文化的征服”（连环假设）。
例如对周口店北京的101号颅骨的分析，以不同的特征（以及测量数值）来作为标准，可以得出它分别于中国人、波利尼西亚人或与挪威人颅骨相似的结论。
有的学者将考古出土的颅骨按照长短、形状、尺寸等标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分为：“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中原类型”等若干类型。
上述人群被认为与文明、国家、基因等因素（不同学科的术语）有关，这些论点虽然没有指出“混血”与颅骨形态之间的关系，但强烈暗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与“混血”有关，多数人群因颅骨颅骨形态之间的差异被排除在“国家的门槛”之外。
“混血”是什么样的概念？
“混血”又是什么学科的术语？
“混血”可否导致头骨变形而产生各种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颅骨中如何推断出“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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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诸多的疑问，从没有看到这些学者的解释。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俺们有学习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