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10月9日，14名驴友在四川四姑娘山失踪，现已获救。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出动300人救援，已花费10万元用于救援，14名驴友或需要承担部分费用。目前，已经上山的12名救援队员与景区管理处失去联系。（10月13日《成都商报》）
又见驴友被困深山、又见兴师动众的公众救援。这些年，“营救驴友”似乎成了每个小长假或出游旺季的“保留节目”。“浪费公共资源”是舆论一边倒的声音，有的要求被救援者为搜救成本埋单，有的直接将混乱的冒险斥责为“脑袋被驴踢了”，而更大的纠结还在于救援费用的支付上：财政全包？商业保险负责？抑或是被救者埋单？
探险救援费不是个小数目，譬如今年4月3日，北京理工大学37名师生、北京科技大学一名大一学生及一名公司职员，在结伴攀登猫耳山时因迷路被困。接警后，北京警方和消防共派出300多名警力，并首次出动直升机进山搜救。飞机、汽车的燃油与耗损，以及300多警力的人力成本，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公众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违规探险都用公共财政兜底，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违规探险默许或纵容？动辄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救援开销，会不会成为新的“无底洞”？
这个逻辑让公众对不听话、不懂事的驴友多有怨尤。然而有几点是肯定的：一者，尽管涉险的驴友“不乖”，但其冒险精神的确无可厚非；二者，驴友也是纳税人，有权享受公共资源（包括公共救援服务），且生命的价值与金钱的价值不能等而视之。更重要的是，一旦救援需要“自费”，探险者很可能会因顾及成本而延迟求救时机，酿成更大的意外事故。
有人建议学习发达国家在救援体系方面的经验，譬如美国以救援公司为主，公民可以在保险公司购买紧急救援险种，获得紧急救援卡；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遇险者可以拨打救援公司的电话，报出游客的紧急救援卡卡号，由救援公司最近的一个救援点实施就地救援，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但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则由游客自己承担费用。于我国的情况来看：探险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规模，救援公司或保险市场不可能因买方数量而稀释成本、甚至盈利。只要商业性救援服务尚未萌芽，公共救助就无法因成本藉口而抽身事外。
于是貌似出现了一个悖论：让探险者为搜救成本埋单，则悖逆公共服务的属性；不让探险者为搜救成本埋单，又客观上纵容了这种无妄成本的泛滥。事实上，要解决这个悖论并不困难：政府搜救恪守公益边界，并不代表当事驴友就可以规避法律规则的惩罚——或者说，摒弃经济制约、寻求法律责任制衡的方式，更能兼顾救援的正义性与权责的对等性。该出手时公共救援还得出手，但险情解除后，驴友当为耗费的公共资源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既是为警示“后来者”，也是对民意与公共利益的一种“补偿”。
户外登山探险无可原罪，但如果放任自身安全风险、绑架全社会公共资源，最终都只是以“歉意”了事，确实有悖公共社会的基本规则。眼下而言，规范探险活动，法律当在道德喧嚣之前有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