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由派与民粹派

      人类发展至今形成了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宏观和理性的眼光，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感到困惑。此外，我同意让事情回到基本的事实和常识：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谈论其他一切。变革时期的中国存在着各种思想认识，从思想流派上可以分出左派、新左派，自由派、新自由派，儒家、新儒家等等。且看李泽厚的分析：

      “我所谓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指的是以现代个人权益为基石，以社会契约为原则，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维护个体自由，强调自发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要求政府不加干预。”他们依据经验理性（合理性），论证效率优先，拥抱全球一体化。“强调政治民主（多党、议会、普选）是当前首要课题；认为自由主义原则具有普遍性从而肯定同质化。”但在具体概念上欧美自由派大有分歧，中国自由派也莫衷一是。

       “我所谓的‘民粹派’（或民粹主义）指的是，与‘自由派’相反，他们以群体（大多数民众）利益亦即社会正义为基石，揭示资本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强调国际资本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严重灾难……他们重道德、重传统，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文化对大众的精神污染；认为历史远未终结，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正明显加剧。”“民粹派重特殊性，指出理性有限定的适用范围，社会正义是他们的首要主题。”“托尔斯泰、甘地等人都……具有民粹派特征，我以为这是传统农民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情况。”“本世纪初（本文指上世纪初），章太炎对资本的痛恨，对进化论的抨击对承继传统的关注……便具有典型的民粹派特征。章太炎自己也明确指出，与严复‘重共相’即人类的普遍规律不同，他更‘重殊相’即重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民粹派人物虽然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是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理想来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毛泽东找出了农民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具体途经来实现这个理想之后。”

       “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对民粹派并不钟情，无情的历史主义得出的事实结论是：这条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现代化动荡，毋宁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在这几十年中）而初具规模的。今天，工业化、城市化正在迅速进展，大城市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小城市飞猛变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习惯风俗、观念意识在大规模的转换。食品改善，衣着翻新，住房增大，但人际关系也在日益疏远。个体似乎日益独立、自由和平等，但亲情、乡情和友情也在日益淡漠和稀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日益清晰的展示其既妩媚又狰狞的双重面目，从肉体到灵魂吞噬着人们……。因此，从本世纪（本文指上世纪）初开始的以康有为、严复、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强调历史进化的自由派思想路线，与以章太炎、梁漱溟、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强调伦理价值的民粹派路线，今天又以新衣装再次呈现为上述自由派与民粹派的分歧与对峙，这就并不奇怪了。……作为‘只能干不能说’的官方‘新权威主义’，则因为两派的理论力量和社会影响均未足以侵损它的现实利益，便乐于作不闻不问的壁上观。”
   “总之，一派强调个人权益，一派强调社会正义；一派呼呼经济自由、外资进入；一派控诉社会苦难、外资掠夺；一派主张当局应与美国联盟，彻底与左派决裂，尽快走向民主政治；一派认为当局已与美国结盟，共同压榨老百姓，应予揭露；一派欣赏物质享受的欢娱，一派哀叹精神生活的堕落……如此等等。这大概就是目前的大体状况。”
    
    本文对两派的意见——两派各有优长，各有缺失；它们的分歧对峙，恰好相互补充，如能真正造成良性互动，未必不是好事。

    自由派的主要谬误。“一是它的根本理论有问题，它那‘自由意志’的个体存在及社会契约，以及‘自由选择’、‘自我决定’、‘原子个人’等，从洛克、卢梭（‘人生而平等’）到康德（‘人是目的’），到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原始状态’），都是非历史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它们或是近代才有的纯理论的假设和理想，或是历史特定时期所产生的口号和话语。”“哈耶克等人过分强调‘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包括实际上也反对干预社会不公，等等。如在中国实践，却很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大崩溃和遍地灾难。所以自由派第二个毛病，在于完全不顾中国实际，忽视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行程中的种种祸患，对如此众多人口和如此急骤地走入现代化的今日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严重问题。自由派主张完全仿效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与我一直说中国应‘走自己的路’是相当对立的。”“自由派的长处在于它积极肯定科技，肯定历史向前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重视社会物质生活的根本价值，强调自由、人权、民主。”他们认真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作出成绩“我非常赞成。而且，尽管这些根本理论有问题，但在今天中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人（个体）是目的，不是手段’，在过去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从来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甚至有害，但在今天却是非常重要的启蒙话语。个体的‘自我决定’、‘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等等，同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从身份制（中世纪）到契约制（现代）的转换，在今天中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可以说，自由派是站在历史一方……用冰冷的理性宣告‘普遍规律’，炫耀地表演某种历史主义的‘当代英雄角色’”

       “自由派的缺陷，却是民粹派的优长。如前所说，民粹派充分估计和揭示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祸患，抨击当前种种黑暗和不公，重视平等甚于效率，反映了多数群众的心声，抵制那‘无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从而客观上在发挥重要解毒和制衡的作用。民粹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与自由派一样，没有客观的深入今天中国的实际，只是大量搬用当前西方流行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院话语，生硬移植于中国，从而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以及国际资本在中国现状中的情况和比重，批判多于建设，除表达道德义愤的伦理主义精神外，不能提供任何积极可行的理论模式或正面主张，而且容易滑向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革命老路。在欧美，为反对自由主义弊端，八十年代出现了社群主义理论。它强调有优先于个体的人群共同体的利益，反对启蒙时代以来的以理性为唯一标尺的现代个人主义。……这对于有着强大的传统伦理（人在‘五伦’关系中）和革命伦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民粹派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可能有较广泛的被接受性。但是，社群主义对启蒙理性、对个人主义等等命题的彻底否定，在理论上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它是否会以新的形式，重复从卢梭的‘公共意志’到毛泽东的群众专政等以众欺寡，即以大小社群单位来主宰、控制个人，以及引起各种不同社群之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是否会与前现代的‘中体西用’论合流，如此等等，我以为是值得人们特别是民粹派高度警惕的。”

    我对上述现代化问题的正面回答就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即‘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