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介绍的是本书中文译者杨玉生20年前写下的文字，简要概括的介绍了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理论观点。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观察这个时代不能仅从局部着眼，而是需要一种宏观的眼光。亨廷顿的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眼光。 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反对，现代化实际是160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条主线。而亨廷顿这本书正是谈论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本书的题目会使一些人敏感，也会使另一些人感到索然。但是如果越过政治话题而深入到人的心灵层面，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值得每个人关注。
一直喜欢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中写下的精彩的开篇——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温暖的春天，也是寒冷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也一无所有；
……
这些话看似悖论，其实却极其准确的表达了英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时期人们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感受。亨廷顿的书是对人们这种复杂感受的一种理性解读。
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当然不能食洋不化，中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走向现代化必然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特色的道路来。有人提出全盘西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是一种完全不顾中国具体条件的梦想。 现代化就物质层面而言可能基本是一元的，就是电脑、立交桥、高层建筑、火箭卫星等。而在文化层面则应当基本是多元的。中华民族应当汲取现代文明新的营养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中国文化独有的形式美和精神美感也应当得到保留和发展，因为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和创造的源泉。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一个多世纪以来，至少从李鸿章说出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几十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已步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或主动、或被动，或反对、或欢迎——近几十年则有急剧变革之势。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呈现出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局面。前现代是指还保留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那部分现实，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前现代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可低估。现代则是已发生变革的种种现代化事实。后现代在这里是指虽然我们在整体上刚刚进入现代化，但是在部分发达地区已出现一些高度现代化社会才有的交通拥堵、污染、对人的精神扭曲等现象以及相应的对现代化的思考和批评。这些就使得中国的问题异常复杂，需要分清具体情况小心处理。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 今天，本书据以产生的一些条件已经有了变化，如东欧集团和前苏联的解体。但是书中所指出的那些走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以启发。如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层面而是多层面全方位的社会进程的观点；如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产生普遍的挫折感的进程的观点。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去把握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根据时代特点决定自己的作为和照顾好自己的心灵。
如果你的案头只摆10本书，那么这本书值得列入其中。
附：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安定的艺术——读《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杨玉生
贫困论与现代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而夹在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新兴国家却处于普遍的政治动荡之中。在那里，军事政变迭起，集团冲突频仍，社会暴力横行……这种奇特的现象引起了许多政治学家的关注，“政治不安定问题”很快成了政治现代化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赛谬尔·亨廷顿的代表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也正是以此为主题的。
生活贫穷会引发政治动乱，生活富足会安定民心。这是一种生活常识，并且至少在表面上用它来解释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动乱的原因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因为发生政治动乱的都是比较贫穷的国家。这样，贫穷=政治动乱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公式。但是，亨廷顿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公式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战后发生暴力事件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的最贫穷的国家，也不是超过200美元的较富裕的国家，而是那些介于100-200美元之间的国家。亨廷顿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已是因为这些国家已步入现代化进程，却远未获得现代性。他指出：“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企图获取现代性。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可能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亨廷顿由此提出一个赋有挑战性的命题：现代性产生安定，现代化却会引起不安定。
现代化究竟是怎样引起政治动乱的呢？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面向的社会变迁过程，涉及人类社会的一领域。在思考现代化对政治安定的影响时，亨廷顿把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归纳为两大类：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是都市化、世俗化、教育普及等因素的结果，它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特别意味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提高，意味着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一般说是工业化等因素的结果，它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两者平行发展，但在实际中，人们期望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的增长。两者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普遍的挫折感。亨廷顿认为，这种挫折感是现代化中国家普遍政治动乱的渊源。 |
平等性与联系的艺术
现代化不仅造成了普遍的社会挫折感，而且使众多的社会集团获得了政治意识。当这种社会挫折感与高度的政治意识结合在一起，给大多数社会集团以双重刺激时，就会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然而在政治参与迅猛扩张的同时，组织和疏导这种政治参与的有效的政治制度的锻造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比例失调乃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政治动乱的直接原因。该书的中心命题认为，政治动乱“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
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现代化中国家惟有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使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的扩张相适应，才能抑制政治动乱的泛滥。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传世名作《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諸法则中，似乎有一条法则最为准确无误、明确易见，即人类要保持文明或要变得文明，就要在社会地位平等性发展的同时，使其相互联系的艺术也以同等的比例得到改进和发展。”此番论断不仅适用于19世纪的美国，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现代化中国家。
“平等性”的增长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这种进步要有益于社会并非是无条件的。“平等性”的增长首先意味着新的社会集团觉醒起来，从“社会边缘人”成长为“政治人”，他们带着自己的要求涌入政治领域，由此产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关系。如果不能及时创造出解决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协调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手段和政治制度，即托克维尔所说的“相互联系的艺术”，那么，“平等性”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紊乱。这种紊乱反过来又会阻碍“平等性”的正常发展。从人类社会已有的历史看，“平等性”的增长是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人为地阻止它的进步是徒劳无益的，关键是如何及时的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完备的政治制度，使“平等性”的增长规则化、组织化和制度化。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经受得住现代化的冲击呢？亨廷顿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制度要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与凝聚性。 运动员与竞技规则
当代西方许多政治学家的政治分析模式都是由两部分构成：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前者是可见的政治角色的组合及其活动，后者是无形的“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即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显然侧重于前一个方面。……（不过），政治文化问题有时对政治安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政治参与主体的类型看，可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暴民型政治文化、公民型政治文化。在臣民型政治文化中，民众对政治问题态度冷漠，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愿望，这主要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在暴民型政治文化中，民众具有较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但缺乏合法性观念，不愿意或不懂得如何用合法手段处理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向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处于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社会，最容易具有这样的特征，特别是当一个社会长期不能为政治参与的扩张提供合法渠道时，采取非法手段（包括暴力与腐化）去获取集团利益，便会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最后，既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又具有高度的合法性观念的文化便是公民型政治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体系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民众和政治精英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都有高度的政治意识。
在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中，亨廷顿的理论观点是比较切实和中肯的。该书较为真实的描述和分析了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特征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读来颇有些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有迹象表明，我们似乎正面临或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来自《博览群书》2452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