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源头

最近从网友博雅散人的帖子中了解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源头知识，大略整理一下：

 

中国新石器时代按照中国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测定的年代简要介绍如下： 　　
●前7500年–前6100年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积为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存，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位于长江中游，湖南西北部。
●前7000年–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2万平方米。1977年至1979年先后4次发掘，揭露面积2700多平方米。发掘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
●前6500年–前5500年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村西北约500米处、淄河东岸的二级台阶上，它地处沂泰山系北侧山前冲积扇和鲁北平原，距临淄区辛店城区约12公里，西北距临淄齐国。已发现的8处后李文化遗址，均分布于泰沂山系北麓的前平原地带，分布范围东起淄...西河遗址的后李文化遗址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灰沟等。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
●前6200年–前5400年兴隆洼文化
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林西县白音长汗，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位于内蒙古-辽宁交界处
。。。。。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结果，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
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
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
　　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
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中华文明的核心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最近在《文物》09.3期刊文《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称：红山、良渚文化虽早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踏上文明的门坎，只因“神权高于一切，最终走向消亡”，只有“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

 

散人说：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古史辨》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孔子的著作中，却是没有“黄帝”的记载，这一点没有说错。

战国时期是“黄帝”记载比较集中的时期，中医著作《黄帝内经》也成书这个时代。司马迁也讲：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帝尧这些传说人物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帝尧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帝尧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相关遗址的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帝尧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夏朝是否存在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在发现的殷商甲骨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夏”的任何记录，关于“夏”的记载，只是周人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曾在夏为官。

 

    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鼐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作说明。

 

    要从考古遗存中确定夏文化，首先要从辨识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遗存人手；而要确认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则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围及地域范围的基本确定；

    第二个条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围内及其相关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概差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 

    第三个条件是有若干能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礼制习俗和技艺水平相吻合的遗存发现。

 

    关于第一个条件，通过研究者们对历史文献材料的收集疏理，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l00年至前1550年间的河南省中西部及山西省南部一带，现在已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条件已经具备。

 

    关于第二个条件，通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从龙山时代至商代早期，在河南省大部和山西省南部，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已环环紧扣，并有较多的’‘c测年数据可供参考：这个条件也已经满足。

 

    至于第三个条件，目前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虽然有大型城邑和宫室遗存的发现，但尚缺乏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遗存(诸如保存较好的大型墓葬、晶级较高的青铜礼器等)。这就使得在夏文化研究时，每每有内证不够充分的感觉。

 

   关于夏文化继承那个文化，晋南古城“夏墟”，是夏人的旧地，起源地，夏文化应与东下冯类型有继承关系，与更早的陶寺类型（尧文化）有关。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化只有一山（峨眉岭）之隔，但却是不同类型的两种文化，陶寺类型更早于东下冯类型，接近五帝传说中的“尧”。

 

关于《史记》

以前从事先秦史学研究的人，都能大段背诵《史记》的“三本记”。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年代，距上古传说的黄帝时代相去久远，推测大概有3000多年，所以在《五帝本纪》中他自己都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通过看《五帝本纪》，可以得知他的写作材料主要取材于“焚书”后传世的《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

 

《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讲起的。他说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禹是黄帝的第四代孙。禹被他的第四代孙舜所重用，舜则把帝位禅让给他的老祖宗禹。更有甚者，在《史记》的《三代世表》中，商纣王是黄帝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是黄帝的第十九代孙，按照世次算应该是商纣王的第十四世祖。可是他亲自率兵讨伐纣王，并且把商王朝给推翻了。

 

　　如此颠倒的历史是很荒唐的。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断有人对这种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到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彻底推倒两千多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推倒了旧有的古史体系，真正的中国古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顾颉刚曾经明确地指出，应该借重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史。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从事考古学研究。

 

关于古籍

 

以上是散人原文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