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唯识法相宗可惜只传了两代，他的学说认为“八识”中的“阿赖耶识”是根本，是世界一切的种子，《成唯识论》是这个学派的根本，这部著作是玄奘编译印度亲胜、火辨、难陀、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等人对《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而成。全书10卷。在唐代感兴趣的人不多，理论对中国人而言过于繁琐，中国的思维是重直觉，交流靠暗喻，说的是我讲3分，有智慧的话，你就能懂其余的七分，把话说透就没有意思了。
我想玄奘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翻译是《因明入正理论》，这是因明学的主要著作，也是古代逻辑学的主要著作。
玄奘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的学说并未在中国流行，究其原因是与魏晋开始的佛教中土化的趋势不符，早期佛教没有什么影响是与中国的价值观念不符，后来逐渐接受了庄、玄等思想，到了唐朝，才正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体系，最具代表性就是禅宗，佛就是“觉悟”者，但成佛的过程，太过艰难，要靠累世渐悟修行，而禅宗六祖的“顿悟”是另开法门，简便而容易。这也是大唐人自信的精神体现，一旦开悟，即生成佛。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已宛若前尘，不禁忧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说到玄奘大师的唯识法相学让我想起一段旧事，80年代初期，我曾随法源寺方丈明真老法师学过几年佛学，听他讲过一段“新唯识学”的轶闻，1917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就是因为一篇佛学文章《究元决疑论》引起北大蔡元培校长注意，被延聘至北大哲学门开讲有关印度哲学，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有《唯识述义》一、二册，1919年黄冈熊十力先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代宗师）从德安到京访梁漱溟先生，暑假期间熊先生借居在广济寺，两人见面交谈，入手便是佛教，其结果便是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熊先生当时同意首肯。
1920年（民国九年）暑期，梁漱溟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求教，同时介绍熊十力入内学院求学。熊十力从德安到南京入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1920-1922年）。
梁漱溟是个谨慎小心的人，唯恐讲错了古人的学问，讲完《唯识述义》二册，未敢续第三册，征得蔡元培校长同意亲赴内学院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聘吕徵（著名佛教学者），可惜欧阳先生以吕为最得力助手不肯放，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学。不料熊先生是个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就标出《新唯识学》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梁漱溟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梁也束手无策，好在蔡元培校长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梁漱溟先生说：40年间虽少有离别，但由于我与先生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上却难契合无间。
梁漱溟晚年回忆熊十力说：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40年交谊也。
世事无常，人生难测。
梁漱溟先生与共产党二代领袖关系非比寻常。创党元老“南陈北李”与他是北大的同事，陈独秀是他的哲学门的门长（相当于现在的院长或系主任），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还是他冒死去收的尸首，并找人安放在法源寺，连夜返回沙滩的北大，找大家募集钱款，置办灵柩，安抚家小，他自己也捐了大洋25元。
陈独秀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办《新青年》宣传新思潮，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可惜这人有个致命的毛病，喜欢嫖妓，当时有人说，找他办事，办公室找不到，同事们说，到八大胡同肯定能找到。
毛润之（泽东）早年是通过李大钊的后门到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因是湖南同乡，梁与之相熟，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服务人员，毕竟还有所不同，但是梁式很有修养的传统士人。
毛润之到延安称为领袖后，梁作为民主人士访延安，毛与之谈了个通宵，来讲解自己的见解。
毛到北京后，就没有了这个耐心，梁对政府工作有意见，毛就写了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梁的处境可想而知。文革后长寿的梁漱溟才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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