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北京，古刹林立，其中佛教寺庙以内八刹、外八刹和三山最为著名。内八刹是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龙泉寺、贤良寺、广化寺和拈花寺。
1.柏林寺
大雄宝殿
藏经楼
柏林寺在东城区雍和宫之东，为京师八大寺庙之一。
元至正七年(1347)始建，明正统十二年(1447)重建。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庆祝康熙60寿辰，由胤禛主持重修；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一次拨巨款进行重修。
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全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共五进院落。中轴的东西两侧为配殿，整座寺院布局整齐严谨，全部建筑都建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上。山门殿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砖砌影壁，雕刻有精美图案。大雄宝殿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檐下正中悬挂有巨额横匾，上书“万古柏林”，是康熙60寿辰时的亲笔题书。殿内有明代塑造的三世佛和7尊木制漆金佛像。东配殿内存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铸造的交龙纽大铜钟，高2．6米，钟身遍刻经文。维摩阁，自成院落，为双层建筑，东西两侧建有翼楼。
寺内曾保存中国唯一存留的龙藏经版。佛教经 典从唐代起称为“藏”，龙藏就是指清朝御制镌刻的佛学大丛书，其内容收集了元、明、清三朝著名高僧以及佛学研究的著作，很多为支书所不载的史料，多可从这里探源溯流找到答案。这部龙藏刊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成于乾隆三年(1738)，经版有78230块，经书7240卷。经版系选用上好的梨木雕造，刀法洗炼，字体浑厚端秀，由于印刷量极少，因此经版至今字口锋棱俱在，完整如新，经版于1982年移至智化寺保存。
解放后，此寺作为北京图书馆分馆，今改为文化部干部学院。目前为文化部所属单位占用，中国佛协会考虑到该寺在佛教中的地位，提出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现仍在交涉中。
2.嘉兴寺
嘉兴寺旧址上的北海宾馆
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
历史沿革
嘉兴寺坐落在原西皇城根(今平安大道)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代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距今已达五百多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柳树井路北的大慈庵是它的下院。
嘉兴寺原为三座院落东西并列，最西一座为主寺。面临皇城的山门即为天王殿，上端高悬蓝地金字“嘉兴寺”的大匾，东西各开一“方便”小门，上书“不二法门”。民国初年，皇城根拆除后，便又在西边开一大门洞，进门往西即可看到天王殿东山墙的红额，隐约记得是“天地昼夜六时大地一切皆欢喜恒吉祥”。二殿三间供的是如来佛，东配殿为客堂，门前挂一红漆牌，上写：方丈示：“无衣钵戒谍者，本庙概不挂单”。后殿三间供的是“三世佛”。主寺以东的中院，亦有前殿、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塑像，再东的院落是大型的传统型四合院，为寺院的寮房、斋堂、庖厨、仓库。方丈院内还种有十数盆不同品种的莲花。因此，夏秋之际许多人到此“借佛观花”，故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庙后有一大片果园，后来大部充作浮葬坟地使用了。全寺大约占地20多亩，规模虽不太大，但它知名度却不小。
据说，清乾隆年间，号称拈花寺中兴第一代禅师的达天，曾为嘉兴寺住持。达天禅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被高宗敕封为“阐教禅师”。这是佛教贤首宗自唐代圭峰禅师被赐封后的第一人。原德胜门外牛桥拈花寺的塔院中，奉达天为拈花寺中兴第一代，贤首宗第三十四传人。在京城贤首宗其它寺院的塔院中，多以达开为开山祖师，并建有达天禅师的衣钵塔。由此可见，嘉兴寺亦属于贤首宗的寺院，达天也是嘉兴寺的中兴禅师。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嘉兴寺曾为清廷“通商议事”之所。由于《北京条约》的签订，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奕？掌政时，曾将庙的东院僧房腾出。做为外事活动场所。直到恭亲王被免除军机大臣后，清政府于东堂子胡同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处的外事活动才告停止。
民国期间，嘉兴寺的住持为方瑞、崇辉，他们的社会交际很广，在佛教界有很大威望。“七·七事变”前，嘉兴寺曾为北平佛教会会址。当时，北平佛教会有两个，一个设在南城观音院，人称“南会”；另一个就设在嘉兴寺，人称“北会”。两会各有群众，时常发生争执。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后，废庙兴学之举，遍及南北各地，毁像、逐僧之事到处可见，北平更是首当其冲，在国民党市党部支持下，电车工人捣毁了前门外东珠市口三里河铁山寺的佛像，并将寺中僧侣全部驱走，引起了全市佛教徒的骚动。铁山寺风波过后，两会为了自存，又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两会合并后，才将会址迁至后海广化寺。
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
当时的西皇城根，每年有两件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一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旌勇里旁嘉兴寺举办的盂兰盆会。
清代，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祈建皇家的中元法会，焚烧以四十八张油桌拼成舱底，长十丈，高约五、六丈的巨型法船(笔者曾给《中国道教》杂志撰稿，已蒙刊载，故不再赘述)。嘉兴寺则在什刹前海冰窖处，焚烧巨型法船，而且是“普渡船”(亦称“济孤船”)和“净业船”各一艘。按佛教的说法，普渡船是超渡“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的；净业船是渡善人的。所以，船上扎糊的鬼神、人物也不尽一样。普渡船船舱内是“十殿阎君”朝地藏王菩萨，；而净业船船舱内则是十六尊者朝“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船舱的舱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当年西北城一带的善信人许多在庙内“功德堂”上给自家的宗亲三代设位追荐，将装有冥银的包袱均放入净业船底舱，晚在什刹前海焚化。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为京城一大盛事。这种活动一直沿续到民国后期，最后一次是民国三十五的阴历七月十五日(即1946年8月11日)，该庙祈建盂兰道场，前十天即在山门外张贴了大幅黄榜，表示召请“十方三世，古往今来一切孤魂等众”，并接受“十方善信人士”的布施。是日两众弟子(僧众、居士)同诵《佛说盂兰盆经》、《地藏经》及诸品神咒。天黑之前，两众弟子执香，在一片举扬“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声中列队祭送法船，但只扎糊了一艘济孤船，在太平仓与棉花胡同南口外交界处焚化。晚间，僧众在庙的正院“祈建盂兰盆会普利济孤，往生逍遥道场”，由崇辉法师放正主法，焚香设放《普利济孤焰口》。是夜，前海的荷花市场的营业几乎通宵达旦，水面上的荷灯点点，烛光闪烁。青少年们手执莲花灯，荷叶灯、鲜蒿子灯在岸上自发地举行“斗灯会”。正是“绕城秋水荷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以应停灵暂厝、承办丧事出名
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它是全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而且多是富豪、名家的大丧事。平均每周即有三、五家办事，甚至一天赶上几家办事，事主互相“斗阔”。所以，庙的门前经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面用毛笔蘸大白粉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张宅开吊前院”……因此，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不卸，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裱糊匠到庙里就地做活。
管事的高阔亭，精明能干，而且懂得当时市面上传统、通用的丧礼。所以，专门应酬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经常被丧家请出来担任“总提调”，为丧家筹措、安排、指挥全部丧礼，无论大小事，无不圆满。他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冥衣铺、鼓楼西大街郭记家伙座铺、新街口、夏记棚铺等民俗婚丧用品出赁行业者有交往。只要嘉兴寺一有办丧事的，准找他们。
昔年，人们在庙里(不独是嘉兴寺)办丧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嘉兴寺则比较开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为扩大营业范围，增加收入，遂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不但承办汉、满两族人们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治丧的业务。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允许天主教在庙里举行“终傅式”；允许基督教在庙里举行“悼丧会”。例如：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以及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等职的沈兼士，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身故。沈兼士生前信奉天主教，死后却在嘉兴寺停灵，按天主教的礼仪治丧。居然在佛教寺院举行了所谓“终傅式”。本来，终傅式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一般都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的神形困苦，赦免罪过。但沈兼士因急病身死，事出突然。故在开吊之日下午四时补作终傅式。发引之日，先抬柩“游堂”，由神父念经祝祷之后，始行抬埋。还有些基督徒死后不在教堂开“悼丧会”却借嘉兴寺庙院举行所谓“追思礼拜”，唱诗《我家在天》，献诗《这世界非我家》、《复活在我》《真神之爱》、《日落之那边》；读圣经《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由牧师祝祷后，始奏哀乐出殡。这种殡仪是其它佛教寺院绝不承办的。
当年，在嘉兴寺停灵暂厝、治丧的有不少知名人士，例如：袁世凯的五姨太，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溥隽、北大教授刘半农、鲁迅的母亲、教授朱自清等人死后都曾在这里停灵治丧。所以，庙里的殡葬业务盛极一时。
嘉兴寺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90%用来“丘”灵柩，其中，还有几座外国人的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紧张阶段，北平城内死丧者，不能出城埋葬，无论贫富，大多数都在嘉兴寺停灵或暂时“丘”在后院。嘉兴寺的殡葬业务达到了顶峰，但已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了。
1949年春，嘉兴寺与北平市各庙的停灵暂厝业务，均奉令停止。对所有暂厝的灵柩，一律由庙里通知本家，限期起灵，否则按无主灵柩代为处理。遂后，嘉兴寺与贤良寺、法源寺、陶然亭(三圣庵)即办起了殡仪馆，承办治丧业务，规定只能停柩七天，举行完了丧礼必须出殡，不得停柩不葬。当时，北平人办丧事的形式，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新旧礼仪并存，互相借用。有的丧家仍举行接三、送库仪式，于是高阔亭便主张送出大门，进旌勇里到庙后果园子焚化纸活。多数丧家则仅设个亡人的灵位，举行半日的家奠或公祭，请本庙几位和尚念个白天经，晚期在院里烧点纸，来个不送而散，如此而已矣！嘉兴寺的治丧业务远不如以前。但仍有不少知名人士死后在此举行吊唁仪式：
例如：末代皇帝宣统的生父摄政王载沣，民国成立后曾迁居天津，后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发生水灾，又迁回北平常住。1951年因病逝世于铁狮子胡同迤南利溥营家里，以金丝楠重材成殓后，只在家停放一天，即以32人大杠移灵于嘉兴寺，按王府旧制停灵21天(殡前举行了番、禅经伴宿送库，次日安葬于福田公墓)。据说，馆方是经过请示有关主管单位才接受的，大抵是属于破例照顾。
又如：中共中央领导之一任弼时(“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秘书长，1949年被推举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病故于景山东街寓所，成殓后即移灵嘉兴寺举行吊唁仪式。
此外，还有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肖长华、书法家陆和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都曾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过追悼活动。因此，增加了嘉兴寺殡仪馆的社会知名度。
解放后，嘉兴寺内长期被解放军炮兵某部，以及当地派出所，部分居民，分别占住。殡仪馆的业务受到很大限制。1966年“文革”爆发后，嘉兴寺殡仪馆即被停办。成为佛、道两教老年教徒实行“自养”的工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为塑料纽扣厂厂房，但仍保留了山门殿与门前高台上的槐树。今为北海宾馆占用，全部改建为楼房，已无旧迹可寻。
广济寺在阜成门内大街东口，创建于金代，初名西刘村寺，后废。明天顺，成化年间重建，改名弘慈广济寺。后来又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重建和修缮，使这一古寺仍旧保持着金碧辉煌、庄严华丽的面貌。今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址，原北京居士林也设立于寺内,现已搬迁到原华北居士林旧址。
法源寺在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内，为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巨刹，距今已1 , 300 多年。唐贞观十九年（645 年）太宗李世民东征至此，为超度征辽阵亡将士，特建该寺，取名悯忠寺。北宋末年，宋钦宗赵恒被金兵掳至燕京时被囚禁于此。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大修，更名为法源寺。今为中国佛教文化图书馆和中国佛学院，收藏有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和图书。1980 年，鉴真和尚塑像由日本回国巡展时曾在此展出。
龙泉寺在陶然亭公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创建年代已无考。明正统八年（1443 年）重建，成化年间仍赐以旧名。宣统年间，张之洞曾在此建“兼蔑移”别墅，民国初，章太炎曾被袁世凯囚禁于此。今寺尚存，已改成居民大院。
贤良寺位于金鱼胡同中部路南。寺原在校尉胡同之西，其址明为诸王府，清初为怡亲王允祥府邸。雍正八年（1730 年）允祥死后，尊其愿舍宅为寺，于雍正十二年（1734 年）正式创建为贤良寺，规模巨大。乾隆二十年（1755 年）将寺移建于此，规模为之缩小。因该寺离皇宫较近，因此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清末，李鸿章曾在这里居住和办公。民国时寺内开设过殡仪馆，分为校尉小学使用，自1 987 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广化寺位于后海北岸鸦儿胡同，为元代古刹。明、清及民国时期多次进行修葺。宣统元年（1 909 年），由学部主持在寺内设立了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后于1913 年10 月暂停开放。广化寺景色极佳，堪称城市山林。今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1 985 年又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
拈花寺在大石桥胡同西口，与关岳庙仅一墙之隔。寺系明万历九年（1581 年）司礼监太监冯保秉承孝定皇后之命为西蜀高僧遍融而建，初名千佛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奉救重修，更名为拈花寺。民国时，该寺开设有佛教小学和办理停灵的业务。1940年，大军阀吴佩孚死后即停灵于寺中东菜园，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到玉泉山北安葬。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