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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走长城——一个人的执迷可否拆解古老建筑之神秘？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译者：张泠（黄小邪）

一．
        当天气晴好，或我厌倦了面对七百万邻居，我会从北京的闹市区驱车向北而去。一个半小时后，可到三岔，一个宁静的小村。我在那里租了所民房。大路在小村便到了尽头，但有条羊肠小道通往山上。小径有两个岔口，沿布满胡桃和橡树林的陡坡直上，约一英里后消失于中国的长城脚下。
        一次我带着帐篷，从小村向上而去，在城墙上向东跋涉了两天，未见一个人影。游客极少涉足此地，城墙高踞山脊之上，遗世独立。城墙由石头、砖及灰浆建成；墙顶有垛口和箭眼，及高耸二十多英尺的空心敌台。最高的一座被当地人称作“东大楼”，楼子附近有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类似的石碑曾有很多，但目前在北京地区长城上仅存不到二十座，这便是其中之一。碑上写着：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兵士建此段城墙，长五十八丈零五寸（约合六百五十英尺）。碑上的官文冰冷精确，在这被遗忘的角落更显孤寂。
        2005年十一月，我与两位来自纽约的朋友远足至东大楼。至楼子后，我们向南蜿蜒而下。这段路可谓险情迭起，因为很多处垛墙已然坍塌。就在我小心翼翼下山时，乱石中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此物呈白色——太白，不像是砖；太大，亦不可能是灰浆。我将它挖出来，看见四行整齐的雕刻文字。
        这是另一座石碑的残片。我只能辨认出部分词句：似乎是“六尺高”，还有什么“两丈”。全以我未学过的文言文写成，且表面已严重损坏，字迹难以辨识。
        “你觉得它被埋在这里多久了？”一位朋友问。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有个人或许可以告诉我答案。我和朋友们用散砖掩盖住这古物，并记住此地点。一个月后，我与石彬伦（David Spindler）一同回来。

二．
      石彬伦身高六呎七，与很多又高又瘦的男人一样含蓄少言。数年来，我偶尔在北京的社交场合遇见他，每次他都是安稳地坐着。他三十九岁，淡棕色短发，容长脸，眼神柔和。他说话时斟词酌句。自2002年起，他成为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
        一个冰冷的十二月早晨，我与石彬伦出发去找那块大理石石碑。在北京城里，石彬伦行为打扮低调，避免注意力。但在山里，他穿一件红格羊毛猎人衫，一顶松垂的白色Tilley牌遮阳帽，高端专业La Sportiva牌登山鞋，芝加哥的 J. Edwards公司为外线工设计的大鹿皮手套。他看起来如由特殊装备组成的稻草人——部分肢体准备好了要做重体力劳动，另一部分则为了纯粹的消遣。多年经验总结，石彬伦发现这套行头最适合爬荆棘遍布的长城。面罩呢，他从秋裤上剪掉一条裤腿，掏个圆洞，套在头上。（“这可以保护脖子。”）他穿L.L. Bean牌有聚氨酯涂层的猎裤，这裤子还被小区裁缝加固过。牛仔布补丁点缀着裤子，如连结了弗里波特市【L. L. Bean总部所在地美国缅因州一城市】和北京的友谊被。
        我们沿着城墙向东而行。城墙每隔几百码左右就有一座空心敌台。高拱的天花板和箭窗虽已成断壁残垣，仍十分壮观。石彬伦不时指出一些细节：某处的门曾被封过，某个壁龛曾镶嵌过石碑。
        “敌台和墙不是同时建的，”他说，“先搭的砖楼，当时墙体用的只是毛石。后来他们又改进了墙体。这就是这些楼子看起来有点别扭的原因。”
        他指出一个细节：一个城墙垛口和一座敌台的箭窗撞了车——这种情况在你用两个不同的施工队时会发生。东大楼附近，一部分墙已完全倒塌。石彬伦认为1615年的工程到这个悬崖边就结束了，他用楼子附近石碑上的数据和实际测量，证明了这点。“这些家伙把下一队建墙人搞惨了，”他说，“他们能怎么办呢？从这儿开始建墙太难了。”
         我来这儿大约不下五十次了，但从未注意过这些建筑上的细节。我以为这就是长城——完整而近乎永恒。对石彬伦而言，这是不同的片段和季节的作品。修墙一般在春天进行，此时天气晴和，而蒙古袭击者还不太活跃。“蒙古人南下全靠膘肥体壮的马，” 石彬伦说，“寒冬过后他们没这条件，所以春天不是进攻的好季节。夏天太热了。他们不喜欢酷暑，也不喜欢蚊虫。蒙古人的弓弦是兽皮做的，湿气让弓弦无力——这些都记载在明代文献里。劫掠突袭大多发生在秋季。”
        我们来到这残破的石碑处，他在寒冷中蹲下来，以手指抚摸这些镌刻的文字。他立刻认出这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一块石碑的一部分。县文物局在1988年记录了这些碑文，但未记录它在城墙的原始位置，自那时起它就消失了。大约被一些盗卖文物者所毁坏。
        “它记载了墙的高度，包括垛墙的高度，”他解释，“还有这些官员的名字。幸好在它被毁坏之前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了。”
      石彬伦用卷尺测量残片，计算字间行距，迅速估计出了原始尺寸。他缓缓延墙走回，寻找残片曾经的安身之处。他测量了一个用砖砌边的壁龛：完全合适。对于这小段城墙，他现在知道了关于十七世纪一十年代两次修墙的大致情形。离开前，我们将这个残片放回原处。
        我们在那儿时，一位当地人从南面走上来。他在猎野物；肩上松松地挎着铁丝圈。面对这位戴松软帽子和鹿皮大手套的六呎七的外国巨人，他泰然自若。他问我们有无多余的水，石彬伦给了他一瓶。次年，我与石彬伦一同走过几个村子，每次当地人都几乎不能区分我们两人。石彬伦的一位朋友、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中国历史的费嘉炯（Andrew Field）曾告诉我，一个高得不同寻常的人在中国可能比在美国更自在。“在中国，的确，他是个怪物，” 费嘉炯说，“但我们老外不都是吗？”

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政权巩固后，他下令修建了三千英里横穿广袤北方的长城。这个词可被翻译成“long wall”或“long walls”——中文名词不分单复数——这些屏障由夯土构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历代都面临着秦朝曾面对的难题：北方大片开阔的平原使他们不堪被聚居此处的游牧民族如蒙古和突厥部落侵扰。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某些时期更为紧张，中国的历朝历代以不同策略应对。公元618至907年间统治中国的唐朝，基本上没修城墙，因为皇家有部分突厥血统并长于应付中亚冲突和外交。即使有些朝代修建城墙，他们也未必都称它为“长城”；对这些城墙的称呼多达十几个。
        明朝通常称他们的城墙为“边墙”——本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墙修建者。明政权始于1368年，忽必烈建立的短命的元朝覆灭之后。明朝廷在北京附近区域修建砖石结构的大型防御工事——这些标志性建筑（部分被重建和修复）在游客的照片中无限蜿蜒逶迤。明朝是唯一以如此耐久的材料大兴土木修建城墙的朝代，明城墙的很多部分绵延数里。但“边墙”彼此连接成网而非一个简单的结构，一些区域的防御工事有四线贯通。
        1644年，国内起义风起云涌，直至皇城，明朝皇帝自尽。绝望之下，一个驻守东北的将领将一个重要“边墙”关口向满族人敞开，指望他们可以挽回皇家败局。满族人却建立了自己的朝廷——清朝，持续到1912年。这些城墙对于清朝失去意义，很快被荒废。
        十八世纪，西方探险家和传道士涌进中国，他们游览明长城遗址并将之与秦始皇万里长城的故事混为一谈。这些外国人认为北京周遭那些砖造防御工事是那条在广大北方屹立了两千年的连续防线的一部分。1793年，一位英国人约翰•巴罗（John Barrow）爵士见到北京附近的一段长城，按其尺寸推断，全部城墙所用的石头足以绕赤道建两座略小一点的墙。（鲜有西方人涉足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多数城墙由夯土所造。）那时，外国人通常称它为“汉墙”（the Chinese Wall），但到十九世纪末，夸大之词日积月累，最后成为“the Great Wall of China”（直译“中国的伟大的墙”）。1923年2月，一篇《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中文章如此写道，“依天文学家所言，在月球上肉眼可见的唯一一件人类作品是中国的长城。”（在1923年时从月球上并不能看见它，今日依然。）
        最终，这些误解传回中国。在外国强权威胁下，中国领导人如孙中山和毛泽东意识到一个统一的防御工事的宣传价值。“长城”成为“the Great Wall”的对等物，一个涵盖所有北方防御工事的名词，不分地区和朝代。它本质上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建构——一座千年城墙。
        今日，长城的概念如此宽泛，无法正式界定。我在北京遇见学者或主张保护城墙的人，便问他们“长城”该如何被界定，我从未听到过重样的回答。有的说如想确定一段城墙是长城的一部分，它必须至少一百公里长；有的则认为任何一段边防工事都可被视为长城的一部分；还有的强调它一定要被汉人所建；而有的将非汉人所建的也归入长城。无人能给出长城相对精确的长度，因为从未有过系统性的测量和调查。去年，《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不同文章分别描述长城为三千九百英里、四千五百英里和三千一百英里长。
        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这些防御工事疏于保护，过去很多建在低处的城墙被拆掉去当建筑材料，尤其在文革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林蔚（Arthur Waldron）的哈佛大学博士生对汉人和游牧部落的关系产生兴趣。“我去图书馆，以为能找到一本包括长城所有方面知识的中文或日文的大厚书，”他最近告诉我，“可是没有。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开始编纂一个参考书目，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没给我们目前对长城的印象添加任何东西。”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迷思》（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林蔚没有做什么实地考察，而是利用了很多明代文献。在书中他¬¬¬描述了明朝筑墙的几个要点。他也提及现代人对长城的很多误解，包括“它是单一建筑物”的说法。这是本有突破意义的书，应该已为进一步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那之后除了一个考察队写了一本描述明长城东部的中文书（《司马台古长城》）之外，并未出现其他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另一本书于去年出版，《长城：中国对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 – A.D. 2000），作者茱莉亚•洛弗尔（Julia Lovell），一位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基本上关注于城墙作为中国人世界观的象征意义。她将古代长城与当今政府的网络防火墙相提并论。）
        成大林是中国最著名的长城专家之一。他不是学者，而是位退休的摄影记者。退休之前，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专门给新华社拍摄长城的照片。在闲余时间，他研究历史，并已出版八本集图片和研究成果于一身的书。“长城触及太多学科——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分门别类地说，太小。如果综合研究呢，又太大。关于长城的资料散落在各种古籍里，没有汇总在一本书里。也没人资助你做这个研究！你靠什么吃饭？一个人怎么能花十年时间读所有这些书？”

四．
         石彬伦第一次爬长城是在1994年，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唯一的美国籍研究生。他素来好运动——在达特茅斯（Dartmouth）读书时，他就参加过大学赛艇队和越野滑雪队。他视远足为逃避城市生活的完美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的硕士论文以中文写成，论述的是董仲舒——一位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获得学位后，石彬伦决定不去学术界。他读研究生之前曾在CNN驻京办事处作助理，后来又成为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的中国市场分析师。但新闻界和商界似乎都不是他兴趣所在，多年来唯一未变的兴趣是远足长城。
        1997年，他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那是真正的回归故里——他本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长大。虽身在家乡，他的心却在北京。他设法分神儿（“我劈了很多柴，”他告诉我。）在第一个假期他就回中国爬长城去了。那时，他已有利用业余时间写本关于明长城的书的想法，并开始阅读历史典籍。毕业后，他在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公司北京分部做咨询工作；每逢周末闲暇，他不是远足长城便是研读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工作一年多以后，他离开咨询行业，把全部时间用来做研究。他的目标是走遍北京地区的每段长城，读遍写于明代的与此建构相关的每个词句。
        石彬伦还清了读法学院的贷款，还剩六万美元的积蓄。他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完成实地考察工作。他踏足一段段的城墙，做笔记，列表记录细节。他常望见远方还有更多城墙，他把它们的位置记下来，以便下次再来考察。这名单随每次考察而加长。1985年的一次中国卫星调查认为北京地区有三百九十英里的长城，但石彬伦发现的要比这一数字长得多。
        他时常光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明实录》（Ming Veritable Records，一部明代逐日历史的翔实记录），找明代官员的奏章。有时他会找到一本关于长城防御的明代专著。有些书只能在别处找到，他只得花几个星期四处奔波。在南方，一个冰冷的图书馆，他找到一本详尽阐述重要防御工事的明代指南；据他所知，这本书自1688年起就不曾被引用过。他飞去日本，专为研读一本由明代兵部职方司郎中尹耕著于十六世纪中叶的鲜为人知的中国史书。石彬伦在东京待了三周，只在餐馆吃过两次晚饭。其他时候，他自己做意大利面，加白菜和西红柿酱，并浇上些酸奶——“这比奶酪便宜”。用石彬伦的话说。在北京，他在一栋破旧的楼里租了间房，房租每月两百二十五美元。密云公共汽车站离各段长城都不远，这里的面包车司机吆喝着问候他，“北甸子，六元！”北甸子是个村子，六元是石彬伦费尽口舌侃成的价钱。
        离开麦肯锡后的四年内，石彬伦靠偶尔讲课赚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申请资助，此基金会有时会资助独立学者的研究项目。申请由一群不具名的学者评估，结果被否。有人写道，“此申请人无人文学科研究背景。”另一位评论说，“项目完成之可能性：不明。”翌年，经已是大学教授的昔日同窗指点，石彬伦再递申请。从八股文般的评语来看，此次的评估结果还算积极。（评估小组成员1：“我认为[此书]会成为阐释人文学科之高质作品。”）但这次申请仍被拒绝了。
        石彬伦在法学院上学时曾交往过一位女友，是当时的同学，现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她很支持我，”他说，“我非常满足。”但他不断发现更多段边墙和更多明代文献；最终，他们在2005年分道扬镳。他说，“分手的原因之一，是她看不到尽头。”
        我们第一次同去爬长城时，石彬伦已做了九年研究，最后四年为全职投入。但他还未发表过关于长城的只言片语，也未与学术界有任何正式接触。他非常谨慎，部分源于他已逐渐习惯于独自工作。他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结合进行到如此深度，至今无人能比（对于身处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来说绝无可能）。他的研究方法与他的登山装备一样异常严谨而独特。在他看来，他的日程表里还有一百多天的考察工作尚未完成，此时动笔毫无意义。
        这些数字占用了他全部精力。我们同去东大楼时，他说这是那年他在长城上度过的第八十天。2005年，他有了新女友，K. C. 斯万森（K. C. Swanson），一位住在北京的美国人。“石彬伦喜欢用爬长城的日子做时间参照，”她说，“一天他告诉我，‘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纪念日，’他说我们是在他某次长城之行后两天开始约会的，有点像原始人根据火山爆发时间来标注日期。”
        2006年，石彬伦开始做更多讲座——主要客户是Abercrombie & Kent，一个高端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书架几乎完全奉献给研究长城的书。他只有五张CD。他在这座城市密友不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能理解他嗜好的朋友寥寥无几。他从不将长城浪漫化，一直以一个律师和企业管理咨询师的精准态度来讲述它的历史。（石彬伦在讲述十六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对长城的袭击时，告诉我说一个蒙古首领曾采用了一种“会被麦肯锡公司的人们称为‘跟风战略’的策略”。）“几次我试图问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着迷，”斯万森说，“或许从感性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但石彬伦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同寻常地理性，却做着一件根本非理性的事。”

五．
        十月，我陪石彬伦踏上他在此区域的第三百三十一次实地考察之旅。乘完大公共汽车再租小面包车，我们到了怀来县一个偏僻小村。2003年，石彬伦造访此处的边墙时，曾看到些高耸的山脊，他认为那儿可能藏有更多城墙。他还进村仔细研究了一个存于一村民家的明城墙碑刻。去年，中国政府通过第一个全国性法令保护长城，规定不准买卖明代文物，但很多段长城地处偏僻，使法令执行颇有难度。
        在小村，我们问起这个碑刻，一农妇告诉我们碑刻主人不在家。
        “你们想买吗？”她问。
        石彬伦婉拒后告诉我，“上次他们也向我兜售来着。”
        收割即将结束，秋风瑟瑟，掠过那些毫无生气立在田里的玉米秸。在村外，我们爬上一段陡峭的城墙——1555年，这里曾遭受过蒙古大军的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手段通常依靠土炮，弓箭，棍棒，甚至石块。“每个楼子该准备多少石块，如遇袭击，该如何将石块运上楼子的二层，那时对这些都有规定”他说。后来，他指墙顶让我看一圈被仔细排列的散石。四个半世纪之后，它们似乎仍在等待下一次袭击。
        蒙古人喜欢在夜里搞突袭。他们结小队，纵马前来。逼近对方领地时，为免遭伏击，他们会延山脊而行。他们不霸占土地，而是深入汉人土地，掠获战利品，然后迅速撤兵返回。他们喜欢偷家畜、贵重物品、日用品及汉族百姓。他们将汉族男女带回草原，强迫他们成家生子。然后他们派男人去收集汉人的军事情报，将他们的妻儿作为人质扣押。
        对蒙古人最栩栩如生的描述来自在北方戍边的汉族官员尹耕（石彬伦在日本读到的那本书的作者），他在十六世纪中叶曾与蒙古人来往密切。（[蒙古女性] “喜媱，【不避昏昼耳目】）如多数明代作者，尹耕称蒙古人为“虏”。（“【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蛮饮如牛，不歇气）”。）他的人类学记述偏“黑色”，旨在使读者逐渐认识并痛恨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林蔚将明朝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策略归纳为三种。明代初期，汉人以攻为主，驱赶蒙古人至远离汉人边塞之处居住。第二种策略是以厚礼、官衔和贸易机会收买重要的蒙古首领。但有些明代皇帝拒绝与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蒙人交涉。第三种是建造防御性城墙——一种在林蔚看来既无能又无效的策略，可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提并论。大举筑墙成为明代后期的标志，他写道，因为这个王朝已衰弱到而无法迎战，又骄傲到不屑于谈判。
        石彬伦认为明末政府的态度并非那么单一刻板。在阅读文献过程中，他发现依蒙人威胁程度的不同，汉人的应对策略在各地也不同。修建城墙的指导思想基本上结合了积极进攻与妥协迁就两种战略。无论如何，他深信没有一种汉人的策略可以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之间的问题。蒙古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对这些袭击起重要推动作用。在蒙古文化中，合法的首领只能由成吉思汗历代的长子承担。在这狭小的家世谱系之外，野心勃勃的竞争者们通常发现赢得地位的最佳机会在南方。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阿勒坦汗（Altan Khan）为自己的系谱身份深感绝望——他的父亲行三，他又是次子。故他试图通过与汉人确立贸易关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拒绝了。公元1550年9月26日，农历中秋节之夜，阿勒坦汗率数万蒙军突袭北京东北部。他们在那里冲破粗陋石墙，抢掠两周之久，杀虏汉人数千。此后，明朝开始大规模使用灰浆来增固长城。
         阿勒坦汗的长子，汉人称“黄台吉”（Yellow Prince），则使用了不同策略。他与众多来自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通婚，藉此来巩固他与这些家族的联系。后来他遇到财政困难，便将这些女子遣回家了事。这些前妻们在家人陪伴下，探访汉人驻军请求抚赏。1576年，在一项此类请求被汉人拒绝之后，一支突袭队伍从位于防御工事偏远处的缺口冲进汉人领地。此处山地崎岖不平，明朝廷认为无需建墙，结果蒙古人由此入关，杀了二十九名汉人。明政府随即大兴土木，兴起新一轮筑墙运动。这次用的是砖，可以保障在最陡峭的地势中修建高墙。石彬伦称1576年的这次事件为“被轻视的蒙古女人的袭击”——一群被遗弃的妻妾激发了建造北京砖结构城墙的构想。
         历史学家们通常将长城描述为军事失败和资源浪费，石彬伦对此并不赞同，因为改良后的城墙在十六世纪的确抑制了多次重要进攻。在我们刚才经过的怀来县小村庄，汉人曾在此击败过数千蒙古人。对于明王朝，修长城只是复杂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但因为它是最显而易见的遗迹，于是自然为明朝的灭亡承担了过多罪责。
        “人们说，修长城值得吗？” 石彬伦说，“但我不认为当时他们也做如此想。一个政权不会说，‘我们准备不要这块地了’或‘我们准备要多少多少百姓和兵士去送死。’他们不会这么想。一个帝国总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领土。”

六．
        下午，我们在树丛中穿行。石彬伦有时沿着狩猎小道而行，有时走在城墙顶端，那里灌木丛不那么浓密。但时常除了沿着山脊钻荆棘丛别无他法。他称此为“像蒙古人那样爬山”，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我恨这些荆棘，也讨厌这山上无立足之处。我恨我的衣服连连挂彩，我恨石彬伦怪异的登山盛装的优越性。我恨这些树枝对他只是齐胸高却总打在我脸上。更多地，我恨蒙古人为什么选这么一条道。
       当我们到达山顶一个废弃的古老石堡，感觉如长时间潜水后终于浮出水面。向东望去，景色开阔，绵延二十余英里。仅有一处人迹可见——镇边城村，仍为明代驻军的高石墙围绕。我们俯视着这被高墙环绕的驻地，石彬伦说这是个艰苦的军事驻地，这儿的军官们曾以粮代银给兵士发饷。“明朝通货膨胀很严重，”他说，“这与在美洲发现银有关”。
        次日清晨，露营一夜后，我们发现在另一山脊上有石堡的模糊痕迹。石彬伦推测它们都曾被用来给镇边城发信号。（汉人用火药与其他要塞联络；蒙古人则以烟为信号）。
        石彬伦精于解构边墙，但最终他得从这些碎片中创造出新东西。这些论据散落于偏僻地域，高山顶端，及失传的古籍中，他们如迎面而来的荆棘般分神。“因为石彬伦身在学术圈外，他有更多自由延续发展自己的调查方式，”他的朋友费嘉炯告诉我。但独自做研究也有隔绝的风险。“我催他适时收尾，”费嘉炯说，“但他的思路与一般人不同，他把握细节的能力惊人。”
        在丛林中穿行不但非常费时，也有危险。在我们的镇边城之旅中，石彬伦说1998年一位朋友从一座楼子跌落，摔断了手腕。他们当时不愿太晚下山，故在山上留宿一夜。如今回顾，石彬伦颇后悔当初没有立刻下山。
        “他疼么？”我问。
         “非常疼。” 石彬伦说。
        石彬伦总是告诉朋友他去爬哪段长城了，也几乎从不独自在山上过夜。与他出行最多的同伴是李坚，石彬伦在北大的同学，如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她与石彬伦初次远足是在2000年，一连爬山三天。“我一直有失眠的毛病，”她告诉我，“但我爬长城回来后睡得非常安稳！”自那以后，她与石彬伦总共在长城上度过了一百八十五天。
        李坚迅速置办了爬长城的行头，一件L. L. Bean牌毛衬衫，一顶白色Tilley牌遮阳帽，La Sportiva牌登山靴，芝加哥的J. Edwards公司为外线工设计的鹿皮手套。她将一条秋裤沿膝盖处剪下，为她的脸掏出一个圆洞。茫茫旷野中，她随石彬伦跋涉于灌木丛林中，完全是他一个身高五呎二的中国式翻版。
        2003年六月，他们启程去北京西郊门头沟山野中远足三天。山峰奇形怪状；高峰尚可攀越，但低谷险象环生，常有意外峭壁出现。石彬伦如蒙古人那样攀登，结果迷了路，每次下山的尝试都被绝壁阻挡。三天后他们干粮用尽。幸好及时降雨，他们可饮储在岩石凹处的雨水。朋友们组队从北京开车到山上寻找他们。离家五日后，石彬伦和李坚终于寻到一条回程小路，途中遇见前来搜寻他们的朋友。今日，李坚依然保持着爬长城的习惯，来治疗她的失眠。

七．
        中国的大学虽然没有产生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但一个由长城爱好者组成的小群体在学术圈之外集结发展。他们都有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缺乏的运动细胞。长城吸引了无数痴迷者。董耀会，过去曾是位外线工，1984年离职后，已徒步踏遍中国数千英里长城。他写了本关于这段经历的书，并帮助组建“中国长城学会”（the Great Wall Society of China）。学会出版两本期刊并呼吁保护古长城。成大林，已退休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毕业于体育学院。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一位英国地质学家和马拉松运动员，1986年来到中国并花九个月时间沿长城奔跑行走。他定居北京，出版了四本关于长城的书，并创立“国际长城之友”（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the Great Wall），一个关注保护长城的小型组织。
        北京大学最活跃的长城研究者是一位名为洪峰的警察。他小时候上过体校，专长是短跑和跳远，但他一直喜欢读历史。他与大学失之交臂，结果上了警校，最终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派出所。上世纪90年代中旬，登长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同时他对研究长城的当代书籍颇为失望。“书里的错误太多了，”他告诉我，“所以我开始读原始文献”。
        我在北京大学派出所见到洪峰，他正在值二十四小时的班。他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业余时间都用来爬长城。在四十五岁的年纪，他身材高大且健康良好，除了慢性右肘痛的毛病——源自他一次考察长城时自高处摔下。他经常去北大图书馆查资料，但从未与北大的教授探讨过他的研究。“考古学系和历史系的教授对长城不感兴趣。”他告诉我。
        屡次远足长城，洪峰注意到北京西北的边墙有段令人迷惑不解的十五英里长的缺口。现代研究者们声称此处地势过于陡峭崎岖，无需防御。而洪峰认为此解释并无根据，因为他曾去过些更险峻陡峭但防范固若金汤的地方，故他求证于《明实录》（Ming Veritable Records），发现明代人认为此处是重要的“龙脉”，位于他们的先帝墓以北。龙脉处于山脊，对于风水至关重要，故明人不辞艰辛地绕到更北处地势不够险峻之处精心筑墙。
        洪峰在www.thegreatwall.com.cn发了一篇关于他的研究结果的文章——此网站成为最活跃的中国长城研究者的网上家园。网站由软件工程师张俊于1999年5月8日创建——即“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使馆那天。（“北约”说此袭击是判断失误。）网站成员常在北京聚会吃饭，在一次聚会中我问张俊为何他选在那天设立此网站。“你可以说建造长城是用来保护中国的，”他说。措辞谨慎。
        这个网站有五千名成员，他们对长城感兴趣大多出于爱国和休闲娱乐双重原因，尽管其中不乏小群严肃的研究者。石彬伦2000年加入此网站。如其他人一样，他用了个网名——阿伦，源于老师为他取的中文名字。他常以中文与其他网友交流，但他不参加聚会，也不泄露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自去年秋天起，他在网站发了两篇较长的中文文章，讲述边墙某些部分的建筑史。他告诉我他最终会以英文写书，但最初的文章还得用中文写，因为这个网站是唯一关注这一冷门课题的群体。
        石彬伦曾请我不要告诉“长城小站”其他成员他的身份，我也没有食言，倒是小站的人主动提到了阿伦。警察洪峰钦佩地谈论阿伦的研究，一直以为他是中国人。“他写得不很多，但非常博学而有深度，” 洪峰说，“他一定是个研究生或学者。我没问过，他也不说。”
        最终，石彬伦打算公开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但他一直谨慎对待这个网站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还记得在北京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后的感受。“我的导师说，‘我们对外国留学生总是有所照顾的，’” 石彬伦告诉我，“如果能更随机应变，我当时会说，‘哦，我在这里学习是为了这段经历，如果没有学位也无所谓，我会很高兴地离开。’”他继续说道，“我希望人们对我的文章的评判标准更纯粹而不受外部因素影响，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写的无关紧要。”
        石彬伦担心他的文章不会得到他应得的认可，于是以笔名发表文章——这看来似乎自相矛盾，正如他的很多行为一样。他非常谨小慎微，但为了研究，他能把全部生活都拿去冒险：稳定的收入、爱情、人身安全。他对自己关于长城的观点信心十足，并阐述得清晰透彻，但他不愿在实地考察全部完成前草草动笔。有时这种固执地追寻一个非同寻常的建构的行为看来是唐吉诃德式的。但实际上支撑这一切的是完全的理性。他相信此墙为军事原因所建，他尽可能用最好的方式去研究它。他不喜欢对长城的象征性利用——尤其把它视为复杂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对中国人而言，长城通常代表民族荣耀，外国人则经常把它当作中国人“惧外”的证据。石彬伦认为这些阐释都徒劳无益。“这只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现象，”他说，“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我所遇见的所有人中，洪峰的观点令我想起石彬伦的大部分观念。洪峰的网名为“诗书”。“中国人总将长城说成是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告诉我，“但那是夸大之词。【长城】并不是像埃及金字塔那样的伟大纪念性建筑，它是对外敌进攻的应对措施。”

八．
        十二月末，我陪石彬伦去他的第三百四十次长城之旅。上次去北京北边的密云时，他曾看过一些高耸的山脊，认为那里也许有碎石堆积而成的楼子。我们缓缓爬上这些山脊：并无他物。但他长长的日程表中又少了一天。
        尽管我从未喜欢过徒步穿行丛林，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已渐渐懂得欣赏这种旅行的独特节奏：时而好路，时而坏路，时而险恶的荆棘，时而壮观的景致。无论在何种风景中，石彬伦始终在我前方的高处，他的白帽子在灌木丛中晃动。
        下山路上，我们发现一只被猎住的死狍子。脖子上套着铁丝圈；它一定被扼死了。之后，我们到达一长片城墙，大部分垛墙已坍塌破碎。我沿着长城顶端行走时，靴子陷入一个洞中。我从一个台阶摔下去，落在下面的墙上，头向下直冲十英尺高的虚空。事发迅疾，我故意重重地摔在下一级台阶上，头悬在墙的边缘，以防摔下墙体。
        “你自救得不错，” 石彬伦跑过来说。我慢慢爬起来，试着走动，发现左膝疼痛难忍。但我们在数英里内都得不到救援，气温亦在冰点之下，唯一的选择是继续行路。
        下山时，我尽量倚靠着石彬伦。走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都还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羿晨，我去医院拍X光。医生说我的膝盖骨骨折，之后的六周要用拐杖。那是我最后一次爬长城。

九．
        事故发生次日，石彬伦来我住处探访。他问我还需要什么，我知道他对发生的事深感歉意。他说他很快查了他的日程表，发现我是他约一千二百五十天远足（按人次计算）中的第二起事故。后来，他确认准确数字是一千二百四十五。
        二月，他去台湾查资料前又来看我。他打算去看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地图和奏疏。他仍未用英文写下只言片语，而在更多地写中文文章，他似乎对于未来考虑得多了些。他计划在一年内开始写书；写完后，他会再找个方式继续研究长城。或许他会去读博士，或许会继续保持独立学者的身份，以讲课和出书的方式维生。“我需要学更多种语言，不然学术界不会重视我，”他说，“如果不懂日语，不懂蒙古语，都不成。还有其他有用的语言。或许下一门会是俄语，也可能是德语。我想学一些满族话也会很有帮助。或一点藏语。但这些都要往后排了”。
        我拄着拐杖到门口与他道别。他搭的是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订的航班要在澳门机场停留七个小时。我问他在北京爬山的日程还余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八十六天”。

（感谢石彬伦（David Spindler）先生认真编辑、校正本译文）
（英文版请见某期The New Yorker，中文版请见某期《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