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多伦路上的名角

岁月长河，过客匆匆，能留下个响的，便是角（角色）。

多伦路是上海虹口区一条近临鲁迅公园（虹口公园），两端均与四川北路相接，500余米长的一段“L”走向的小马路，类似北京的南锣鼓巷，天津的五大道，有着太多的历史典故可讲。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大本营，记载的左翼文人相对活跃，1998年虹口区政府按文化名人街开发。其实按它曾旁及的众多历史名人过客来定位，“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更为概括。2010年文化部搞了个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多伦路算一条。

    景云里，近临多伦路并贯通的一条弄堂，有鲁迅住过两年的寓所，一条褐色卵石铺成的石阶路，等间距铺着的一方方青石板上，每一块石板上都有一位文化名人的寓意脚印，也与多伦路相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冯雪峰、叶圣陶、沈尹默、瞿秋白、夏衍、内山完造、欧阳山、丰子恺、钱杏、冼星海、曹聚仁、周文、陈望道、柔石和周建人等。其实在多伦路上见“响”的人物还有白崇禧、汤恩伯、孔祥熙、陈仪、胡适、胡风、胡蝶，李叔同、沈钧儒、史良、王造时等，都曾是这小街上的踪影。

如今多伦路上的名角便是他们曾经住过的那些能讲出故事的老房子。

 

虹口公园，1956年10月因鲁迅先生墓由万国公墓迁葬于此，1988年改鲁迅公园。能载入史册的大事件是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在这里举行庆祝天皇诞生日时被韩国临时政府派遣的义士尹奉吉引爆炸弹当场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等重伤的义举。从这里顺甜爱路向多伦路摸去。

 

 虹口公园建于清末，百年前好好的地不种庄稼种花草算个时髦，能有公园的社区那是时尚。四川北路曾与淮海路、南京路同为老上海繁华商业街之一，如今大卖场业态的兴起，只剩南京路依旧熙熙攘攘，多为外地游客慕名。这里是旧上海的公共租界，成片成片的老房风姿依旧，可以想象多伦路曾经的档次。

 

 

一个看着就让人滋甜的路牌，路边还有依然行使着邮政职能的绿色老邮筒（从这里寄出的邮封可获得盖销甜爱路的邮戳）。如今是年轻人进行恋爱创意的地方，也是摄影爱好者等待创意出现的地方，时间紧，偷懒拍下路边这常年造型。

 

 

一个石库门的造型，多伦路北端的开始。“海上旧里”？旧里好理解，海上=上海，没有找到出处。

大清光绪皇帝曾赐封过一个洋进士——英国传教士窦乐安，据说如今多伦路的走向曾是条河浜，1912年窦乐安集资在此造地、造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将它命名为“窦乐安路”，抗战爆发，日伪政权统治上海，于1943年把这条路改为“多伦路”，沿用至今。

 

▲街口第一楼，多伦路250号，1924年建造，立面及内部呈伊斯兰西班牙建筑风格，在上海滩独树一帜。抗战期间，这里被日本占为知恩院，人称东洋庙，是日本上海神社的组成部分，还做过日本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府邸。抗战胜利后，为孔祥熙在上海的三处寓所之一。

多伦路的两端以别墅大宅为主，还有就是当年属上乘的公寓楼宇。多伦路最倒霉的就属当年投资盖这些房子的主。一般多建于20年代中期，1937年8.13上海沦陷，多伦路好点的房子被日本人占用，抗战胜利，这些房子又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受，属房主自己享用也就十年，仅仅尝了个鲜。

 

▲多伦路240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屋高15米，假三层，面向西，混合结构，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现在业主姓颜，宅名“山根会所”。电影《花样年华》的重要拍摄场景。

 

▲多伦路215号，1924年，广东商人李观森在上海经营得发后，建造的一幢西班牙式略带地中海风格的花园别墅。后被日本人强占，先是曾是北洋政府秘书长，后居汪伪政府行政院长要职，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的粱鸿志寓所，后为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侵占。解放后为纺织局老干部活动室，如今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在虹口的史料陈列馆。

看的第一眼以为这里是“四大”会址，这类的展馆挺多，远远地看了一眼转进“左联”所在的多伦路201弄。回来在网上一搜：实际的“四大”会址已毁于战火。

▲多伦路201弄2号，一幢欧洲传统民居风格的小洋房，高高的围墙，浅浅的庭院。1925年由陈望道、陈抱一、夏衍、潘汉年等在此创办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这里秘密举行，也成为后来左翼文人的活动场所。如今一层的大教室为成立大会复原摆设；二楼是相关“左联”的展览。

 多伦路201弄1—122号。弄内有几处遗址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弄4号，新中国剧社旧址，1947年由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家创办的进步话剧团体。

201弄7号，史良的寓所。  

201弄9号，沈钧儒的寓所。

201弄89号，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蒋介石悬赏3万元缉拿。他于当年10月下旬辗转来到上海，内山完造帮助先期到上海的郭沫若妻子安娜及4个孩子租下了这里。期间对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进行了补译，三个多月后去了日本。现为民居。

 

 

 多伦路210号，典型的法式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独立式建筑，由广东中山商人唐林生在二十年代所建，抗战胜利后这里为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的官邸，故称“白公馆”，现为海军411医院的体检场所。上世纪八十年代，白崇禧的儿子，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来沪寻故，小时候玩的一张乒乓球桌居然还在，面对旧物，感慨万千。

 

四川北路2023弄25号，建筑风格与多伦路210号如同一辙，抗战期间为日本军官宿舍，战后为汤恩伯占用，号称“汤公馆”。后由曾任国民政府浙江省长、汤恩伯的恩师陈仪居住，解放前夕，自信过度，自以为能策反汤恩伯，却被汤告发，在此居所被捕，押往台湾被杀。

 

多伦路208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广东人陈仲箎建造。该建筑的外观为欧洲文艺复兴风格。

 

多伦路的中段，是当年以出租为目的开发的商品房，大概类似现在的经济适用房。路的两侧纵深由弄堂延伸，志安坊、永安里、四川北路2023弄、四川北路1953弄等......，从1918年始建，有3 层砖木结构住房百余幢，为二三十年代上海老式里弄（石库门）的典型代表。因其为永安股份公司投资兴建，入住者多为永安公司职员及永安纱厂、永安保险公司员工，广东人占有很大比例。其中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44号为周恩来早年工作之处。

 

 

 ▲多伦路189号，赵世炎寓所。曾任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副总指挥，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27年7月2日在此被捕，7月14日就义。

 

 ▲多伦路145号。建成于二十年代，外廊与柱式及砖墙的线条，富有代表性的美洲殖民地式建筑风格。曾为中华艺术大学校址和学生宿舍。

多伦路145号的对面，沿街的墙上是一排刻有茅盾、沈尹默、叶圣陶、郭沫若、丁玲、鲁迅和陈赓等人与多伦路相关的浮雕。

 

▲多伦路119号。夕拾钟楼，1999年多伦路整治时新增， 取自鲁迅先生著名文集《朝花夕拾》，楼顶大钟刻有99字铭文，记叙修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过程。

旁边是一家由西式小洋楼改建的以旧电影为特色的主题咖啡吧，一盏老街灯，一个岁月封尘的老邮筒，几张泛黄的旧《申报》、《良友》和几幅老电影海报。这里的角是王人美、阮玲玉、周璇、胡蝶，一部三十年代的老放映机，滚动放映着旧上海经典电影，低徊的爵士老歌，老式风扇的轮回，不变的是咖啡依旧浓郁，一脚踏进被一种情调渲染的岁月轮回。

在这里你先别急着顺多伦路东拐，直行多走几步把景云里寻找，位于多伦路135弄背后，建有景云里纪念牌坊，路面刻着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众多文化名人的一双双足迹。

景云里11号，叶圣陶旧居。接替赴欧游学的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创作了小说《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

景云里14号，1926年11月30日，上海总工会在这里首次公开挂牌的办公地点。

景云里17号、18号，鲁迅、周建人故居。

景云里23号，由柔石、魏金枝、王清溪共同租居。柔石在此创作了《二月》、《为奴隶的母亲》。

1927年，沈雁冰遭国民政府通缉，隐居景云里，开始用茅盾笔名写作。

 

▲多伦路93号，又叫凤凰阁。建于1920年，广东茶商赵植初（英商杜德洋行买办）建造。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强占。1950年至1955年这里为曾是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的寓所，后移居北川公寓，整幢房屋归还房主。如今三层的小洋楼是陶瓷陈列馆，摆设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陶瓷作品，是个鉴赏、品茗、休闲之处，洋的cafe，土的tea。

 

▲多伦路66号。1920年由薛氏在祖传土地上建造的一幢英国古典建筑风格庭院式住宅，人称“薛公馆”。抗战时期被侵华日军海军武官府占用，现为民居。

 

▲多伦路50号。一个鼓捣石头的秦石轩艺术会所。

 

▲多伦路32-48号，一幢建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横跨19、20、21三个世纪具有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式洋房。其中的多伦路48号曾是恒丰茶庄，店主是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伦路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区。同时，一大批左翼学者相继住进了多伦路，成了左翼文化的活动区域，鲁迅及他周围的进步学者如瞿秋白、丁玲、冯雪峰等，也经常光顾这里。原为居民楼，1998年被上海华虞房产经营有限公司买下办公用，在尽力保持原有建筑风格、外观和结构的同时进行了全面修缮。

 

 

▲多伦路67号，曾经的内山完造书店。

 

多伦路59号，基督教堂——鸿德堂。

当多伦路的房子营造多受到西式建筑风格影响时，本是洋的教堂却盖出中国庙堂的模样，一幢少见的中式教堂。

1928年10月，为纪念美国传教士费启鸿对中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由美国北长老会资助和中国信徒捐款建造而成。

费启鸿，1882年在上海北京路创办长老会教堂，并主持美华书馆的工作，上海商务书局的主要创始人鲍氏兄弟原来都是美华书馆的工人，在费启鸿的资助和帮助下创办商务书局；费启鸿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中国化的道路，因此，鸿德堂首先在建筑样式上摆脱传统教堂的制约，有了这模样。

教堂的门常年敞开，正在放映一部关于耶稣的影片，义工很热情，能够感到有种期盼，希望每一个路人都能进去坐坐。

 

 

▲▼丁玲；冯雪峰。

在多伦路，时不时地可与铜铸的名人遭遇。此时的丁玲、冯雪峰，是左翼作家，20年后又成了右派分子。  

 

 

郭沫若，大文豪，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八一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作为文胆，与鲁迅迥异。1927年、1958年两次入党；1927年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37年有《蒋委员长会见记》；1976年5月12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就有《水调歌头 . 粉碎四人帮》。

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

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后面，来对苏联‘愤慨’”。

没想到郭老的这几篇原文在互联网上都能搜到。

1927年8月4日，郭沫若到达南昌，见到贺龙、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9月初到达瑞金，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在一所小学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起义失利，安排一批领导成员去香港和上海，余部到海陆丰去建立苏维埃政权。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住进了多伦路。周恩来本安排他搭乘苏联接领事馆撤退人员的船去苏联，因患了班疹伤寒误了船期，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1928年2月下旬，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名义，悄然登上日本邮船，离开多伦路，离开上海。

 

 “左联五烈士”即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其中四人是共产党员，1931年2月7日牺牲于龙华。其实他们并非因为左联而死，实是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1931年1月7日，由苏联人米夫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目的是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26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集体退席。罗章龙等反对由米夫操纵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新领导，自行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与此同时，左翼文联也发生分裂，“非常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皆为其成员。

1月10日，在静安寺路的一所花园洋房内，米夫邀请四中全会的反对派来开会以消除分歧。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最终各持己见。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以外面不安全为由力劝多住一晚，并将门上锁，大家感觉蹊跷，冲破阻拦离去，事后听到，顾顺章奉命留难，以消灭这些反对者。

 193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三马路东方饭店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整个会场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显然有告密者，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一个叫唐虞的学生有关，他与王明很要好。

被捕者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叛徒，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重新做出新的结论。

 

 

 

 

这是多伦路上最新的建筑：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从这里不远便走出多伦路回到四川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