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京郊有个七百年的村落老教堂

西方的耶稣，在中国是三进三出：唐、辽元、明中后期。

北京最早的教堂一般都认定是明代来华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605年建起北京的第一座经堂，即后来的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其实不然，有一个比它还早270年，起始于元代，距京城80多公里门头沟大山里的斋堂镇军响乡桑峪村天主堂，似乎是唯一一个隔代而存，至今已有700年堂史。

基督教进入中国初始在盛唐。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因内争异存，聂斯脱利派信徒向东流亡，进入底格里斯和幼法拉底两河流域，并继续向东发展，进入‘丝绸之路’。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唐太宗待以礼遇，遣宰相房玄龄领仪仗队至西郊迎接，他拜谒了唐太宗，允许其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还与皇帝讨论福音的道理，要求在中国传教。盛世的国度多和谐，盛世的帝王多自信，638年，唐太宗降旨：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钦准。耶稣基督的信仰开始从长安传播......，当时称为景教。

也许东西方文化有着内在的抗衡基因而水土不服，与同是外来的佛教相反，到唐末，玄奘从西域带回的佛经在中国沃土扎根，这景教连同《圣经》却退出了华夏中原，但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依然流传。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景教到第六代圣宗皇帝（998年-1030年）已广泛传播，包括现在的京畿和山西。后金灭辽，辽太祖的八代孙耶律大石率众离开北京西迁，大概是景教徒相随离去的缘故而后也没了踪影。

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原是随蒙古大军而来。曾经的聂斯脱利派在大漠疆域的传播；成吉思汗西征亚、欧过程中被征服疆域宗教的反哺，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蒙古国的宗室胄贵大多信仰景教，不过元对基督教徒统称“也里可温”。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又改为大都，元朝的宗教国策是：一视同仁，皆为我用。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因为当时的景教徒多贵族，资财雄厚，所建教堂整齐华丽，京郊房山的十字寺是它们的代表，既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代元朝皇帝举行各种祷告，也得到皇帝的庇护而享受许多特权。大都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而整个元朝疆域仅为3万，似乎就是一个贵族党。同时又有1294年罗马教廷使节来访大都并得到应允自由传教，按照西教的模式传教、开设教堂。

在这个大背景下的1294年，桑峪村来了两个行医传教的法国传教士，以1间民房开始。到元统二年（1334）发展教友100余人。桑峪村村民多数信奉佛教、道教，由于信仰的争分，以至互相敌视，后经协商，分村而居，互不干涉，信仰天主教的约50多户村民迁于桑峪村后聚居，成为后桑峪村，建教堂2间，堂内有石狮狗1对，雌雄各一，其中雌狮狗身上刻有“镇宅吉利、怀林得意”的字样，成为古教堂如今唯一幸存的文物保存在门头沟区文物局。有元世祖曾来此亲观弥撒的说法。

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北走大漠，从此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消失，基督教也被驱逐大都。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中国的始端就得从200多年后的1582年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开始，纯粹外来。

京郊房山有十字寺遗址可凭，曾是佛寺，元代是景教的庙堂，明代又改回佛寺，是基督教在中国坎坷进、出的佐证。作为1294年罗马教廷使节来访元大都并得到应允传教，开设教堂，如今有记载可循的教堂大概只有桑峪村的天主堂，基督教进入中国三起三落，它似乎是唯一一个隔代延续而存的。

    这种延续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由天主教徒聚集成村，远离京城且偏隅大山之中，少了随波逐流的干扰。1531年（明朝嘉靖十年）据《门头沟区志》记载，小教堂被拆除并盖起5间长为16．6米，宽为10米的大教堂，其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寺庙风格。大门上原有一块匾，上书“万有真原””落款嘉靖十年修建(此匾在抗日战争中被毁)。当时全村共有60多户居民，200多教友，兴建的大教堂正好可容纳200多人。

清代康熙年间，后桑峪天主教堂规模再次扩大，以哥特式建筑为主，内部结构精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教堂又向东侧扩建为九开间，面阔30米，进深10米。可容纳400余人。大门内的屏风上有匾1块，上书“博爱为怀”4字。教堂外用青砖包砌，内衬以石墙，高7米余，南墙辟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尖拱落地大窗，堂顶有白色尖塔。教堂内东部为祭台，西部为音乐楼，顶部为穹隆顶。一位法国神父，一位比利时神父，时值影响斋堂几十个村庄，远至河北省涿鹿、怀来、涞水等县。

    信仰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血光。1900年（光绪25年）慈禧的大清帝国对外宣战，选择了“联拳抗洋”的基本对策，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和教堂。6月15 日傍晚，在清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由端亲王率义和团8万余人，开始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北堂）。与此同时斋堂58个村2000多义和团民，联合攻打后桑峪天主教堂，未攻下，留下一个上帝保佑的传说，转攻清水镇的张家铺村天主堂。

    张家铺村是清初从后桑峪村迁去的杨姓、张姓两户天主教徒繁衍成村的，是村里最有实力的两大家族。1882年（光绪7年），两家联合，在村内建成天主教教堂。对外来者要求入教的方准予在村内落户，许多外来逃荒者看张家铺这地方不错，人也好，也有入教而定居的。对义和团的到来，张家铺天主教徒们先动员各家分散躲藏到其他村子亲朋家；选择村南大金花港尖石塘作为据守阵地，石塘，门头沟人对天然山洞的叫法，在里面备足了食物和水，还有12大笸箩火药和12大笸箩枪沙子（子弹）。义和团进村找不到人，先纵火烧了村内的教堂，然后围攻石塘。这些团民赤膊上身，有的端火枪，有的挥大刀，嘴里高喊着：天皇皇、地皇皇，玉皇让我们灭妖强！烧呀，杀呀，看二毛子还往哪儿躲呀！今日就是今日，二毛子们的末日！等口号，轮番向石塘发起猛烈进攻。教民多是老实本分的山民，哪里见这阵势？紧张、慌乱之中将笸箩里的火药引燃，当场引发大火，乱做一团，“拳匪”乘势攻入，一阵狂砍乱剁，血光飞溅，洞内120多口天主教徒全杀尽，连一个孩子都不剩！

圣母山的苦路

天主教堂都设有圣母山，一般用山石垒起，后桑峪教堂与众不同，真建在山上。传说当年义和团清除洋教攻打后桑峪教堂，青壮年男子都上了寨墙堵住寨门，老人、妇女和儿童跟着洋神甫进了教堂，跪拜祈祷，3天3夜，大家都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然而第4天清晨，就是义和团计划踏平教堂的那天，义和团却突然撤退。据说是义和团在前一夜看到村子后山上有一道白光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率领着无数白盔白甲骑白马的武士护住了村子……而那天正是圣母升天日，是圣母显灵。后桑峪人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便在后山上修了圣母像。

“七七”事变后，为支援南口战役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于髽髻山阻击侵华日军进攻时，曾将指挥部设于后桑峪教堂内。

1939年，这里是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后桑峪教堂在一次“扫荡”中被日寇焚毁。1945年后教堂得到修复，但已非原貌。

文革中教堂再次被毁。1987年恢复宗教活动，如今看到的教堂是1997年的重修并教友的义务劳动恢复的圣母山。

看后桑峪老教堂最大的遗憾是名不副实，除了那对建堂时的石狮狗被保存在区文物局外，教堂的所有都是近20年所为，近七百年的沉积，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只留下文字记载，只有教堂里可见的那些老年村民，仿佛是七百年的延续，年青的一代多走出大山，或在节假日才能在这里见到他们的踪影。